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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后危机时代”来得这样快？

大量投放出来的流动性将继续在整个市场里漫游，集结到不同的产业部门、不同的资产领域、或者不同的商品上，由此带来相对价格较大的波动，最后或早或晚推高物价的总水平。至于“宁要通胀、不要退缩”之类的高论，那是值得刻到石头上的，免得将来哪一天无人认领。

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

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降低了各类企业的组织成本，才激发了人们的劳动、技术改进与创新、管理、以及创业的热情，才激励人口众多的中国得以在全球舞台上发挥自己的综合成本竞争优势。在这里我想说，大幅度降低经济体制的运行成本，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秘诀所在。

读《我心所依》感言

这么大一个国家，总还有很多地方、很多家庭承受着挥之不去的贫困。倘若偏偏生在平均数以下的阴影里，年轻人要怎样看待自己的人生？

医疗服务还须加快开放

除非放手开放准入、采用针对性强的刺激医疗服务供给的措施，否则，“看病难”的现象不但难以缓解，甚至还有可能加剧。

成都经验的启示

成都市从2003年开始，就把城乡统筹作为地方施政的纲领。五年过去了，在成都这个地方发生了很多新鲜事，创造了综合改革的丰富实践经验。

货币似蜜，最后还是水

弗老领军的货币主义与哈耶克坚守的奥地利学派，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对“法定不可兑现货币”制度，抱有一种理性的怀疑。

还算“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吗？

还是不要把25%以上的货币增长当作“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吧。其实它已属非常宽松。即使必不可免，也不宜加冠“适度”之名而放松应有的警觉。

不妨考虑“就业券”

由企业与工人自由议定工价与福利，如果议得的工价与福利高于法定水平，执行就是了；若低于法定工价水平，由政府出资补到法定水平。政府的这部分出资，就叫“就业券”好了，含义是谁劳动补贴谁。

不能仅靠政府拉动经济

中国还是一个转型经济，除了像发达国家那样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更多地考虑体制性政策。

一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

30年的改革，尤其是早期农村改革经验，也许为我们指明了未来改革的道路：尊重基层的创新实践，把国家权威用对方向，降低人们对制度变化的心理障碍、认识障碍，使得分散的、矛盾的个别利益合成一个建设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力量。

以规则的确定应对结果的不确定

如果我们在法治社会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方面，经过改革奠定一个扎实的基础，那么只要几个确定程度很高的规则，就不但能够帮我们应对未来还可能带来危机的不确定性，而且也能够帮我们获得未来的机会、运气和财富。

改革土地制度 促进城乡协调

土地总是属于农民的，不论是过去的个体农民，后来的合作化农民，还是集体化农民，或者在30年前开始的土地承包制农民，土地总是属于世世代代居住、生活、劳作于其上的农民的。这一点是历史决定的。

体制政策要靠前

现在，物价环境松动，更应明令取消所有临时价格干预措施。要知道，离开了灵活的相对价格指引，连什么是内需、什么是外需也讲不准的。

向内转型的困难

万不可把向内的困难看轻了。几天前到温州，见到很多老朋友，交谈涉及企业经营向内的转变，以他们的经验和见识，一致认为此次转变不会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