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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富：不景气下政府应有的行为
November 13, 2008 – 18:57 本文点击量：238 pv不景气下政府应有的行为
李兆富
子山学会创办人 信报 ( 经济企管 P.31, 2008.11.3 )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上周末接受电台访问，指经济放缓的效应，将在下半年陆续浮现，来年政府在土地、股票印花税、利得税等方面的收入会相应减少，财赤在所难免，但所谓的基建计划仍然不会有任何改变。
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亦表明，现阶段谈加税言之尚早。不过，后续一句“政府从不向市民开刀”，潜台词却教人忧心。究竟曾司长是话不说尽，留条尾巴，即使日后政府要加税，也好自圆其说，将加税合理化成迫不得已？
加税与否，个中盘算，只有曾司长和一众特区行政机关首长心里明白，狮子山学会亦无意在此过度猜测。可是在经济环境仍未恶化至人人丧失理性讨论能力之前，我们应该从原则去辩证，什么是政府在经济不景气下应有的行为。
经济衰退，人人自然节衣缩食，增加储蓄；尤其当衰退期的终点遥遥无期，积谷防饥，保留实力，更是生存之道。有赖这真正的传统智慧，人类文明才能发展至今。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只要实力保存下来，不景气过去，又是繁华盛世。
美国新政无助不景气
偏偏在1923年，英国人凯恩斯说了一句话：长远而言，我们都难免一死。这句带有禅味的说话，就似在叫人活在当下，救市救人，就在那一念之间，要是民众集体不愿消费，政府带头花钱，不景气也可以一挥即去，不用等，也不应等。毫无疑问，面对困难的时候，任何给予人希望的说话都叫人受落。讽刺的是，凯恩斯这句话的本意，却是主张政府要积极控制通胀。
罗斯福在1933年的大萧条阴影之下当上美国总统，在就任的头一百天，劫持了当时得令的凯恩斯学说，推出了连串所谓新政（New Deal），全方位扩张政府架构，也奠定了美国福利主义之路。然而，在1933年至39年间，美国政府开支扩张三倍，但美国的经济不景气，并未如预言般消失。反之，七十五年后的今天，新政的鬼魅仍然阴魂不散。当大家都懂得大肆鞭挞美国政府的挥霍无度，却从来都不会归根究柢去了解开支背后的历史因由。
社会主义者或许会条件反射地将美国财赤问题都推委到目前每年约1万亿美元的国防开支上。可是，“两房”近5万亿美元的烂账、近7万亿美元的社会福利负担和34万亿美元的医疗福利负担，这些才是美国公共财政的真正问题，而各种尾大不掉的所谓德政，全部都可以追溯至罗斯福，以及他之后一众对开支没有节制的政客，例如约翰逊和尼克松。
狮子山学会无意在此令凯恩斯追随者感到难堪。毕竟，凯恩斯学说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时移世易，大家应当对就事实重新理解相关的论述。事实上，二十世纪的历史说明了，无论是什么党派的政客，基本上都避免不了花费别人的金钱换取政治资本的诱惑。更重要的另一教训，就是一旦官僚组织建立起来，它们便会不断寻找存在的理由；就算最初成立时的因由已经得到有效解决，官僚总会想似是而非的新问题。
就以香港的再培训政策为例，1992年成立的再培训，原意是纾缓经济转型的失业问题；时至今日，经济转型完成，所谓的再培训竟然荒谬地将服务对象范围包涵至十五岁的年轻人。另一方面，负责主流教育的官僚亦同时面向这群年轻人，结果就是架屋迭床的资源浪费。
官僚和市场最大的分别，就是在于面对失效管理的对应。当官僚无论是作出多严重和深远的错误决定，解决方法都是投入更多的资源去纠正问题。虽然在政治压力之下，个别负责的官员会受到责备和调任，但整体系统却不会有重大的改变，现象本身亦变相成为鼓励浪费的机制。市场的运作原则就是鼓励成功，受到广大人民支持，管理得宜者，哪怕是蝇头小利，都可以慢慢扩展；在优性劣败淘汰之下，渐渐找出社会的需求，虽然过程一样有所虚耗，但当中修正的速率仍远比官僚运作来得敏捷。
回归至今，香港经历过的衰退比以往更多，也见识过所谓政府振兴经济的成效。事实摆在眼前，最终都是由于不景气的自然散去，市民生活也慢慢回复正常，药石乱投的方案，却在不景气过去后，仍格格不入地残延。
纠正官僚架构问题
今次金融海啸既然是百年一遇的大型经济灾害，面对如此不确定的前景，政府要比市场更保守谨慎。当市民都希望在袋口中多留一分，政府便不应趁火打劫。政府财赤，是因为税收锐减；但税收锐减，却是因为市民收入锐减。明白了这个因果关系，就不会支持财赤下加开支加税的论点。
事实上，1999年推出的“资源增值计划”，结果不了了之。在财赤当前的今天，要是政府考虑再次推出类似的改革，虽然会面对一定阻力，但在与民共度时艰的大前提之下，又确实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当然，假若简单地将目标定为缩减开支，就像1999年的三年“资源增值计划”，自然是二元对立的零和结果。狮子山学会无意将公务员和其它市民放在对立面，而我们更深信负责任的公务员作为最主要的公共服务提供者，也同样会希望将资源的运作效率提升，为更多有需要的市民提供服务。高效施政，向来都是香港核心价值之一。政治上，类似资源增值计划的推行，成败在于如何将公务员、受惠于公共政策的民众和其它纳税人等不同的利益放在同一阵在线。
趁现在改革纠正官僚架构的问题，不但可以让香港整体更有能力抵御金融海啸的冲击，更可以转危为机，为香港下一个经济周期作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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