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浏览路径〉首页/鲁克/ 他山之石/ 学习经济学/布鲁顿：克鲁格曼对上弗里德曼 |
布鲁顿：克鲁格曼对上弗里德曼
October 14, 2008 – 14:08 本文点击量：460 pv克鲁格曼对上弗里德曼
作者：汤马斯·布鲁顿 翻译：鲁克
By Thomas E. Brewton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这位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支持者，对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密尔顿弗里德曼提出质疑。
我的邻居David Land 曾要求我对克鲁格曼先生的那篇文章（文章于07年2月15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写点回应。克鲁格曼先生在文中向已故的弗里德曼表示致敬，但声称对于他的一些有关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分析表示不敢苟同。
克鲁格曼先生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左派卫道士，他坚持相当左翼自由派政治经济学术观点。就他所受的教育和先前的职业而言，他是不折不扣的经济学家。在成为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之前，在经济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然而今天，他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十足的宣传家，经常诋毁共和党采取的诸如减税等经济政策，而他作出的经济预测又通常是谬之千里。
我的回应是以Benjamin M. Anderson的著作《经济学和公众福利》以及Murray Rothbard的《美国的经济大萧条》，Allan H. Meltzer的《美联储的年鉴，卷一1913-1951》等书中的具体历史记录为根据的。
第一部分，我将针对他在论文序言中的论断来谈谈
他在文中写到：古典经济学认为几乎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供需关系来解决，但是古典经济学并没有对大萧条作出任何解释，也没有提供任何解决的方法。
事实并不是这样。
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New Deal “新政”这个词最早是从Stuart Chase先生口中讲出来的，他也是左翼进步社会党的政策路线编定人。按照Stuart Chase的说法，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贯彻这个“新政”过程中不断的提到，所谓造成经济大萧条的原因是那些贪婪的资本家(财富权贵, 罗斯福的词语)自私的榨取尽可能得到的资本，不断地用于生产过多的且不再有需求的制造设备。
除了贪婪之外，Chase先生和罗斯福就没有更多的解释到底是什么使这些商人丧失了理性的判断，造成了巨大的经济灾难。
按照Chase先生的理论，形象的说就是资本家抓紧钱袋 ，尽可能的将所有的钱往口袋里塞。这让劳工什么也买不起。当他们停止消费时，大萧条就发生了。
这种说法是并不能自圆其说。
的确，农场主和商人的投资产出增长超标了，但是只要多思考一下，就会清楚看到，这样情形并不会造成，也没有造成，所谓掏空了所有信贷资金的情况。
无论农场主和商人从银行借了多少，都是要从供应商那里购买种子，化肥，开厂用的建筑材料，以及产品的原材料。他们还要给农场劳工，建筑工，生产线上工作人员支付工资。显然，那些贷款的资金，在通常的交易环境中，应该还会以相同的方式继续流通下去。
那么究竟在1929年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呢？
和克鲁格曼的断言不同的是，大萧条的起因以及解救方法，在当时是很清楚不过的。
大萧条的起因，简单的说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美联储供应给市场过量的货币，对未来市场需求作了错误的估计，造成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在1928年美联储收紧银根后，临时的市场需求不再，农场主和商人的投入已经过剩，这就必须大幅度缩减产量。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欧洲央行的督促下，美联储扩大了货币供应量，以资助饱受战争摧残的欧洲各国战后的重建，在纽约的市场，货币的供应帮助欧洲的政府债券发行筹得了资金。
结果就如我们的90年代互联网经济的大起大落的前车之鉴。农场主买了过多的土地和机器以供应欧洲的市场，因为欧洲的农业产量不足，为了满足欧洲的重建的需要，机械制造商对生产进行了超大规模的投入。过剩的产出，远不是国内市场可以消化的。随着欧洲市场需求的低迷，美国的经济注定要经历衰退，无论在农业方面（这行业支撑着50%以上的劳工），还是制造业方面。
1928年末，过度的信贷资金流入股市以及投机在房市的规模让美联储感到震惊(举例来说，早期 Florida 州的土地交易突然繁荣，但是在1925年市场就崩溃了)。 美联储开始收紧银根，外国政府的贷款量骤然下降。而对欧洲的出口早已回落，主要问题出在美国的过高的关税（在1930年Smoot-Hawley 的关税法案，把关税推到史无前例的高度）直接导致欧洲对美国出口变得相当困难。如果欧洲工业复苏了，却不能出口产品到美国，那么他们就没有办法偿还以前在纽约市场发行债券所欠美国的债务，就更不能继续进口美国的农产品和机械设备。
美国的农业和制造业受到这样严重的打击，导致了1929年的股市崩盘。
实际上：如果在20世纪20年代，美联储没有供应过量的货币来讨好欧洲央行，就不会发生经济大萧条。
而且，和克鲁格曼论断的恰恰相反，解救方式不仅存在而且家喻户晓：那就是让经济走完他正常的周期。
如果我们在1920到1921年成功地按照经济衰退的规律，政府尽可能不要去干预经济，让（冗余的）劳工的被解雇，那么等到国内的市场吸收掉积压的过剩产品，产品的成本下降，直到各行业可能重新需要雇工的时候，获利就会成为增加产量的主因。
1920到1921年的经济调整，就象1930年经济大萧条的开始一样严重，但是只持续了一年时间。互联网的泡末经济造成的衰退在克林顿政府下台后也大概持续两年左右，尽管在克林顿执政期美国遭受了比1920年更多的经济干预，但毕竟这还是一个经济快速复苏的例子。各行业多余工人被解雇而且存货得到了清理。并不经济的互联网行业，在他们产品还没能销售前就已经获得大量的融资，就别谈销售收益了，市场（最终）让他们走向了破产。
为什么在1929年，我们联邦政府没有采用不干预的历史政策呢？
总结来说：胡弗总统的确是配得上左派封给他一切的臭名，但课本给出所谓的原因是不符合事实的。那些醉心于罗斯福的作者，等于接受了“新政”的说法，其目的就是为了否定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宣扬社会主义的国家计划。
胡弗总统离左派历史学家认为的古典式自由经济的保守主义者还差得很远，他几乎和罗斯福一样是一个十足的计划经济的积极分子。保守主义的经济学者认为，事实上新政从1930年就开始了，比罗斯福当选总统还要早两年。
胡弗总统在1932年竞选演讲中提到：
之前没有一届政府认为自己在这种时刻有如此广泛的领导大众的职责…在经济萧条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股红、收益、生活成本是先于工资下调的…直到生活成本不断下降，收益消失殆尽的时候，工资才开始下调。
为什么？若是对美国经济从1920年到1921年的衰退中迅速复苏记忆犹新的话，胡弗总统还会放弃久经考验的政策，而倾向于联邦政府的大规模干预市场经济吗？
胡弗先生学的专业是采矿，职业也是矿业工程师，在进入政界之前，他因在世界各处监管矿业建设（投资）而发了财，他保持着早期法国社会工程师的观念，并运用到政府管理上。在1800年，这些所谓的社会工程师在法国制定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这些人可真够专业的。
他们的工程观念导致从理想结构的立场来理解政治经济的情况，而不是从自由市场的立场。可惜的是，实际上，并不存在计划好的结构模型，因为对组成市场的所有个体的情感和预期做模型根本是不可能的。只有自由市场对物价设定才有可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胡弗总统作为无偿欧洲战后救援领袖而享有声名。这使得他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于1921年就任哈丁总统的内阁商务部长。他当时极为推崇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所谓理性工业。胡弗先生认为在美国市场中，竞争过于激烈，这有害于美国的经济。考虑到这点，他督促建立更强的商业联合组织，以便在诸多行业的商品设定有效的物价。
在1920年到1921年的经济衰退期间，他公开的敦促联邦政府建立计划经济局来防止失业。不幸的是， Harding 否决了这个议案。
尽管如此，这种思想还是生根发芽了，在1922年胡弗和罗斯福共同组织了美国建设委员会来倡导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资金来做大规模的公共工程，这样的计划把建筑行业的正常周期模式给彻底清除干净了。
在胡弗总统任职期间，他的另一个实施的计划经济的观念，早在18世纪20年代中期就已经显露无疑。那就是他强烈支持工会，鼓吹高工资水平才能改善生产力。
事实上，正如我们看见的汽车工业，和他说的恰恰相反。商业投资在更有效能的机械设备，更高的生产技术，才能真正提高生产力，才可能给管理人员更高的工资。
正如他确信的，胡弗总统在1930年鼓吹提高工资来改善生产力来作为结束大萧条，解救经济的良方，在他认为资本获利只不过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已。
这些都是左派改进主义的经济学者宣称的，所谓永久繁荣的“新时代”的观念，在20世纪60年代，约翰逊总统执政间，在经济出现可怕停滞的前期，他们再次卷土重来。
这种的观念主导了胡弗总统对1929年股灾的反应，加重了1930年的衰退。
他开始大规模建造公共工程，主导民营企业的投资，他的政策和新政仅仅的不同之处，只不过是后面的规模远远超过前者而已。
在1930年，也就是罗斯福当选的前两年，巨大的胡弗大坝在Nevada州开工了。1931年，胡弗总统筹建了RFC（复兴金融公司），目的在于援助没有足够的流动资金的小型农业银行，以满足储户的支出，因为当时贷款太过于集中于农业方面，对其他行业资产的多元化投资却很不够。
附带的说一下，在罗斯福总统1932年当选后，Jesse Jones管理的复兴金融公司，已经发展壮大了，变成了国会也不能掌控的数百个民营公司的银行主。规模相当于政府赞助的Enron，可以做资产负债表之外的经营，复兴金融公司贷款给个人，用这些资金买卖股票，或者按照罗斯福的指示来投资给那些非官方的公司。在联邦的预算里这些没有一项得过到国会审阅的。
最对胡弗“工程师”的胃口莫过于，有一个完全组织化过的，国家计划过的经济，由中央总设计来指导，靠主动服从来实施。此外，他对高遗产税，消除股市投机的管制情有独衷。换句话说，那就是“社会主义”。
到最后，他多次把主要行业的头头招到华府来磋商，反复督促他们不要解雇工人，并保持工人工资，控制物价。如果他们不主动做，他暗示，政府将会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来是管制使之生效。各行业倾向妥协，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以前那个胡弗商业部长，曾强制美国的钢厂屈服于工会的命令。
当时经济（大萧条）的现实状况是，急需要与胡弗政府相悖的政策。真实状况是，顽固的保持工资水平，将会逼迫企业辞退的工人，这要比自由市场发挥作用下而自然辞退人数更多。保持物价，而不是在市场可以忍受的价格清仓，会引起的产量缩减更加厉害，因为存仓旧货不可能再卖出高价格。
制造业在工厂和设备上承受高额固定的成本，不管产量多少，他们不得不支付用于工厂和设备的贷款利息，为了不在销售下滑的情况下，用光所有资金，他们除了减少劳工成本就别无选择，因为那时的劳工成本占总成本的70%。
只有衰退结束，当企业明显有机会可以通过增加产量来增加利润的时候，工人才可能重新被雇佣。仓库里装满没有卖出的东西，劳工成本又是高的要命，再去雇佣工人，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解救方式就是，将清仓得到的资本还掉银行的借贷，减少利息的盘剥，还要用解雇劳工的办法减少生产成本。
胡弗政府却不管经济的现实情况，欺压企业领袖，榨光了利润空间，所以阻碍了正常的自由市场的复苏能力。在大萧条三年后，当他下台时，失业工人占劳工总量的25%，几乎是今天一般水平的6倍。
克鲁格曼颠倒了是非黑白
在第一节，我主要指出克鲁格曼先生（Paul Krugman ）对古典经济学以及1930年经济大萧条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在他那篇“谁是弗里德曼？”的长篇大论中，还有多处颠倒了是非黑白。
在文中，他写道：
虽然凯恩斯决不是左派分子，他是要挽救而不是要埋葬资本主义，他说不能依赖自由市场提供充分就业，为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活动提供了新的逻辑依据。
这等于说，列宁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不过是急于想控制人们各方面的经济生活罢了。若他认为凯恩斯不是左派，那我们真想知道克鲁格曼先生如何定义左派的。
如克鲁格曼先生所说，凯恩斯给出解决充分实现就业的办法就是，政府出来不断地，大规模地干预经济。简单的说，这就是”社会主义”。
如果不能依赖自由市场提供实现充分就业。那么取而代之就是，按照社会主义制度，政府来管制市场，这种政策从30年代凯恩斯的《通论》发表以来，我们就有了。农业从头到脚被社会化，政府告诉农场主，该种植什么，以及种多少，政府通过进口关税和支撑价格等措施来控制物价。当时政府对商业的束缚程度非常严重，因此使得国内的律师和会计师的人均收入比全世界任何一处都要高。 (要更深层次的讨论社会主义的本性，可以查看“社会主义学者定义的社会主义”)
关于是否是凯恩斯“拯救了资本主义”，那就如，越战军人宣称 的“为了拯救这个村子，我们必须消灭这个村子。”
凯恩斯真的“拯救了资本主义”？
事实刚好相反。不管罗斯福总统怎样煞费苦心地追随凯恩斯的道路，失业率从来没有低过两位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人员的服役以及军工产品的生产触动下，整个经济才开始启动。1937年，失业率最低不过降到12%，到了1939年，随着二战在欧洲全面爆发，失业率又回到了16.7%
克鲁格曼先生无休止的诋毁布什总统的减税政策。从2000年起，他就不断地预测说，要么经济的复苏以高失业率为代价，要么经济复苏半途夭折。可是让这位经济预测大师极为失望的是，美国经济一直在稳步成长，失业率却只有4.4%。
由于30年代的管制政策数量烦多，变换无常，以及遏止发展的管理机构曾出不穷，加上对销售额和利润增加部分的高额税收几乎等同于处罚，各行业被修理得几乎要瘫痪了。人们对政府接下来的政策心有余悸。就象大多数人观察股市所知道的，不确定的因素是最让人担忧的，可这就是“新政”给我们的全部。整个市场在恐吓中而处于观望状态，能做出有效的决策的老板那只有联邦政府了。
采取了凯恩斯建议，罗斯福总统对富裕的个人（提高80%左右）和公司强制（对公司收入提高到40%,而且对存留的收入加70%税收）征收高税收，并且授意让货币贬值，通过赤字开支（靠借贷而不是税收来应付开支）促使社会底层的消费提高，而社会高层的消费则大幅降低。（平等主义收入再分配当然是社会主义首要目标）
凯恩斯主义认为失业是因为民众储蓄过多，不愿意在物质消费上开支造成的。所以政府的干预可以靠支付社会底层各式各样的工资来填补这个空缺。所以有了WPA（美国工作成就管理委员会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等一大堆特定的联邦工作机构。
凯恩斯说，不用关心政府的支出用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哪怕是雇佣工人在头一天挖几个洞，第二天又叫他们填满，之后就这样在同一个地方挖洞填洞一直搞下去都是没问题的。
克鲁格曼先生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可能不是这样，然而这种做法离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差得可太远了。只有象克鲁格曼先生这样复杂的脑子的人才可能会坚持说，这样的国家干预意图是“为了拯救资本主义，而不是埋葬资本主义”。
让人感到恶心的是， 克鲁格曼先生写道：
凯恩斯理论开始流行是因为它比古典正统理论更好地解释了我们周围的世界。
克鲁格曼先生应该这样说，对于坚信社会主义的学者来说，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为大萧条时期的经济状况提供了更好的解释。30年代，左派坚信苏联的经济政策和凯恩斯的理论，揭示了真理，那就是，干预经济做法是未来不可逆转的趋势。
不仅凯恩斯的理论虚构了现实世界的特征，而且使我们误入歧途，走向灾难。
在60年代，约翰逊执政时期的大社会时代，凯恩斯经济又一次大规模的卷土重来，这次不仅同罗斯福新政一样可怕，而且带来巨大的灾难。我们的经济完全停滞了：这是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非常高的失业率，我们的工业重镇蜕变成了所谓的“废铁区（RUST BOWL）”。
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之下的美国，犯罪率上升了5倍， 火灾焚毁了纽瓦克(Newark). 底特律（Detriot）洛杉矶（Los Angeles ）三大城市；通货膨胀几乎把每个人的储蓄蒸发了一半；为了支付房租和生活费，妇女被迫去工作，其就业增加比例比男人还要高出一倍；首次由联邦政府出资建立的教育系统，在教师工会以及联邦政府指定的PC和多种文化课程的多重压力下, 完全垮掉了；享受福利的人数的暴增，单亲家庭数量，犯罪率同样如此，而且创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
如果这么严重后果，克鲁格曼先生还认为，是“对经济现况的最好解释”，那么公平的讲，克鲁格曼先生没有尊重事实。大概克鲁格曼先生本人是凯恩斯经济专家，所以支持凯恩斯理论，不停推销这类社会主义政策。在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托马斯&S226;库恩(Thomas S. Kuhn )发现如果某个学者是靠鼓吹一种假设理论作为生计的，那么即便在这个主张已经被证明站不住脚的时候，他们也要出来为之辩护，因为这是明哲保身之举。 克鲁格曼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篇“谁是弗里德曼？”的文中，克鲁格曼 先生（Paul Krugman）写道：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作为专业经济学家的弗里德曼的严谨，和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弗里德曼的松散、有时很成问题的逻辑。必须指出的是，在他面对大众讲话的时候，他的诚信是受到严重质疑的。
如果不是言重的话，这样的评价，等于说克鲁格曼他自己。
我们以基恩·爱普斯顿(Gene Epstein)近期的发表的书《经济学忽悠：媒体如何洗涤经济数据》（Econospinning ： How the Media Wash the Numbers You Need）为例，基恩·爱普斯顿是巴伦周刊（Barron）的经济学专栏作家。（Barron巴伦周刊是金融界首要的刊物之一）
爱普斯顿写道：丹尼尔·奥克栏（Daniel Okrent）,这位纽约时报的公众专栏编辑(媒体申诉专员)，在他离任之前的最后一期(May 22, 2005)专栏中，他这样说克鲁格曼 ：
评论版专栏作家克鲁格曼 ，对引用的经济数据，有扭曲事实，断章取意的恶劣习惯，他这样无非是为了取悦读者，可是在求实的批评者面前却露了马脚。
奥克栏先生作为媒体申诉专员的使命就是，针对在纽约时报上刊登的，那些存在不被承认的造假材料或是存在不公平的诽谤的新闻和文章，提出质疑和指责。
爱普斯顿先生早就和奥克栏先生打过招呼，指出在克鲁格曼 的专栏里，出现多处偏差（例如故意错误解读政府的经济统计数据）。于是奥克栏先生和克鲁格曼 对质，要求他要么对此给出解释，要么举出反证。
可是，他得到的却是一个回避焦点的回答，克鲁格曼写到：
我可以打保票地说，如果对100篇左右的文章从头到尾的仔细审查，一定会有一些疏漏和误解之处。无论谁的作品都是这样。
这里问题关键的是,克鲁格曼可不是随便的一个人，他代表的是纽约是报经济议题上的权威声音。他是Princeton大学的经济学教授，John Bates Clark奖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是经济学的第二个大奖,第一是Nobel Prize)的获得者，而且John Bates Clark奖章是每过两年，专门颁给国内最有前途的40岁以下的经济学家。
按道理,克鲁格曼 不会只是兜售政治偏见的人，这类人可以随便的歪曲经济数据来为左派社会主义托词。事实上，从他在时报的文章来看，常常表现出来的不过如此。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克鲁格曼 先生应该多看看一切有关的要素，仔细评估他们的作用，可惜的是，显然他没有做到这点。因此，他要么是个不学无术的糟糕透顶的经济学家，要么他就是个有某些政治动机的骗子。
一个经典的例子
在纽约时报，克鲁格曼先生的专栏文章（2002年9，27日文章）“光天化日”中，宣称加州发生的电力短缺和断电，是电力公司为了抬高电价获取暴利，而故意减少供应造成的。这好比说，便利店的老板可以通过时不时的关门打佯，来“窃取”他顾客的钞票。
克鲁格曼先生甚至没有提到，在政府规定的低廉且固定电费率下，公用事业公司（电力公司）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因为石油的价格已经暴涨，在汽车用油和空调用电的高峰期间的石油供应不足，造成当时电力公用事业公司的燃料成本一路飙升到顶。加州大部分地区的供电是直接来自当地的水电站，而其他的地方出现了供电短缺的情况，是电网在各地区配电输电造成的。
他被挑刺的文章还有很多。实际上，互联网上有很多博客作者，常常在博客中暴料，指出克鲁格曼先生的文章，要么歪曲事实，要么含糊其辞。
他们通常指出，克鲁格曼 先生经济预测失灵以及他误导性宣传，大部分和他坚信左派的社会主义经济“万灵药方”有关，那就是认为经济衰退是因为老百姓手中没有钞票造成的。
克鲁格曼先生认定，凯恩斯经济理论中的一条铁律，当经济的出现下降趋势时，只有靠执行新一轮的联邦的开支计划才能扭转。他没有去解释一个事实，那就是，在1933年前，也就是首次采用新政开支计划的标准药方之前，美国怎样成为了世界上超级工业大国的。
他完全错了。现在，我们已经了连续五年经历了有史以来的一个最景气的经济时代，而且记录上失业率也是最低的一个时期。
因为迷信无知的社会主义，使得克鲁格曼 先生和他的左派同志们对真相视而不见。他们不能也不愿意面对,一个无法辩驳的事实，那就是每一次减税都创造了一次经济繁荣，就业率大大提升，而每一次的政府的开支计划都制造出新一轮通货膨胀。
克鲁格曼先生(Paul Krugman )承认自己喜欢”老大哥” 。(经济学上泛指政府老大哥的政策，经济学家称之“理性的疯狂”的Big Brother is what economists call a ‘rational frenzy’)
作为纽约时报的政治宣传栏目作家，可想而知，当个体主义的政治经济自由和联邦政府的集体主义格格不入时，克鲁格曼先生会尖锐地批评前者。作为新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倡导者，他相信只有政府干预才可能有效的改善经济状况，确保充分就业。
新凯恩斯主义出现，是对认为70年代的凯恩斯经济政策一败涂地，并造成了经济滞胀（长期过高的失业率，以及和平时期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重创了美国的经济的看法一个回应。新凯恩斯主义企图挽救”凯恩斯主义新政“，让它可以咸鱼翻身。
凯恩斯经济学，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罗斯福新政”期间的杰作，这种经济学经典认为只有政府扩大开支才能对抗大萧条，才能使就业率回到历史水平。它教导说，在1929年，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就不行了，再不能为需要工作的人提供就业了。因此，联邦政府不得不亲自上阵作老板来挑大梁。
这种经济学的教条深植于民主党人的脑里，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党人（和共和党的左派）建议对“贪婪的富贵阶层”实行高税收，而对于那些不够富裕的人，政府开支为他们提供就业，也不管会造成什么问题。要注意到，这就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唯物主义宗教信仰认为通过政府的税收和扩大开支实现的财富再分配，可以使国体和人性发生根本的变化，最终在人间创造出财富天堂。
用集体主义经济理论美化自己在纽约时报上的宣传，当克鲁格曼先生批评弗里德曼的纽约书评上文章这点更为明显。
在文章当中，他承认，弗里德曼研发出了一套经济分析的理论，并于70年代经济滞胀发生之前，对之作了准确的预测。
从罗斯福总统故意让美元贬值，抬高物价（如通货膨胀）起，左派就已经鼓吹增加需求的经济学，这种理论认为只要政府先把钞票放到消费者的口袋里，就可以增加就业。然而，这样做会给经济带来通胀偏差，因为在商业交换推升消费品产量之前，钞票就已经先到了人们的口袋。这样只会让过多的货币在供应未变的产品中泛滥，当然物价便水涨船高了。
这样的通货膨胀并不会使凯恩斯们担忧，他们相信更高的通货膨胀可以提供更高的就业率，这就是大家熟知的菲律普斯曲线原理。
在1957年《消费函数理论》一书中，弗里德曼就已经粉碎了这个论调。他发现，起初的通货膨胀，让业主认为经济在复兴，于是招聘更多的劳动力，由于销售价格上涨暂时高过了工资的上调，利润也就丰厚了，这样诱使各行各业都增加就业的人数。
然而，在持续25年的通货膨胀之后，工会的，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已经离退的这些人都长时间享受到了政府的生活改善条款，而这些条款几乎立刻增加了物资和劳动力成本，消磨了利润空间。而且，业主和消费者越来越小心这种现象，他们对未来的预估也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使得政府通过扩大开支以提高就业率的计划没有效果，对加剧通货膨胀却推波助澜。
弗里德曼并没有具体的预测70年代的滞胀，他的分析很清晰，那就是出现这种经济状况，完全因为政府的扩大开支造成的。
克鲁格曼先生佩服弗里德曼的洞察力，而对70年代出现的滞胀却躲躲闪闪。他不承认，70年代美国经济受到了重创，而且责任完全在于（元凶就是）左派鼓吹政府出来干预的老大哥经济。
George Santayana 写道，那些不理解历史的人就范是要受到谴责的。克鲁格曼先生就是这样典型的例子。
他鞭挞弗里德曼倡导汤马斯·杰弗逊的观点，所谓最好的政府就是管的最松（少）的政府。这个不知悔改的左派进步主义者，通过重申对社会集体主义的宗教信仰，来做他的文章结论。
当弗里德曼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开始起生涯的时候，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反改革时机正好成熟，所以成就了他这个英雄。但是当今世界需要的，我敢说是个反反改革的英雄。
本文地址为：http://chinaeconomist.org/archives/312.html 欢迎向您的朋友推荐此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