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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民杰：外佣税智多生弊

August 19, 2008 – 13:55 本文点击量：739 pv

对于港府发明的外佣税，先别讨论香港并不实行社会主义财富分配，相信不会有人认为是外佣从千里来港日夜辛劳，从他们雇主身上抽取等同家乡半月薪金的外佣税，当年又同时调低他们的最低工资，这种几近剥削的苛税，实在看不到有什么公义的财富分配效果。

外佣税智多生弊

何民杰
狮子山学会政策研究员
原载香港《信报》

老子有云：“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意思是指人民之所以难于管理，大都是因为执政者自以为聪明绝顶，胡乱施行无谓的政策，扰乱人民原有的生活模式。被喻为最受欢迎领袖的美国总统列根在就职典礼上说：“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今天香港的外佣税问题，正正就源于政府施政无方，害得雇主、外佣、再培训人士通通成为受害者。

政府征税一般只有三个主要的理由：一、作财富再分配，如暴利税；二、以税款减少负面的界外效应，如汽油税、酒精税等；三、收取金额应付政府基本开支。对于港府发明的外佣税，先别讨论香港并不实行社会主义财富分配，相信不会有人认为是外佣从千里来港日夜辛劳，从他们雇主身上抽取等同家乡半月薪金的外佣税，当年又同时调低他们的最低工资，这种几近剥削的苛税，实在看不到有什么公义的财富分配效果。

大政府征不义之税

而且外佣来港贡献良多，大部分双职家庭靠他们照顾年幼子女，让香港的生产力得以提升，年老长辈也不用费神照料儿孙，实在一举多得，无怪外佣人数从来有增无减，怎样看也没有什么负面的界外效应，与本地钟点工人的服务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市场，我们怎能向薯片生产商征税来补贴白米价格？

至于政府收税用以支付开支，相信是外佣税当年最接近的原因，当年董特首雄心壮志搞八万五、数码港，都是出于好意助百姓，可惜结果通通是扰乱人民原有的秩序，结果民不聊生，政府税收大减。但“智多”的董特首并没有放弃鸿图大计，继续想用政府剩余强权搞东搞西，结果就弄出外佣税，在财赤下补贴再培训，美其名救活本地低下层，实际埋下“民之难治”的困局。

正因为外佣税从头到尾都是不义的征税，中产家庭早就不满之声不绝，几年来有不少自发的反对外佣税游行，一个亲子网站讨论区就好几次发起游行，一家大细星期天自掏腰包办抗议，外佣组织连年加入七一游行喊“加人工、加人工”，通通都是对不义征税累积的愤怨。

公帑基金缺效益运作

更加重要的是，董特首年代成立各种各类的基金，有的一次过拨款运作，有的由立法会按年拨公帑资助，有的就如再培训基金般有独立财源不断滚存。但这类有特定用途的公帑基金往往和时代脱节，即使环境转变仍然因官僚意志而继续存在，而且往往不务正业欠缺监管，例如优质教育基金不去资助教育而去投资卖买，持续进修基金就丑闻百出，中小企基金就成为一人公司的免费贷款，种种“智多”造成“民之难治”。

由外佣税款交的再培训基金已滚存约45亿元，仅是滚存的利息达到1.75亿元，再培训局大幅扩张培训名额，每年开支由以往约4亿元，增至往后两个年度的11亿元和14亿元。不论接受再培训人士是否有真正需要，总之有人参加就继续从外佣口袋夺取资助，更可惜的是营办这类再培训课程的是政团属下的机构，胡涂混账愈展愈乱。

如今曾特首仍然没有摆脱大政府的“智多”，只是权宜暂停两年外佣税，这决定却又是另一种“智多”劣策，雇主、外佣、中介公司、外国领事通通被扰乱原有秩序，结果在乱局中继续“难治”。

美国总统列根当年将所得税降低了25%、减少通货膨胀、降低利率、增加政府赤字和国债，排除税赋规则的漏洞，继续对商业行为撤销管制，在1982年美国经济急遽衰退之际，为国家建立起长久健康的基础。曾特首遗传董特首的“智多”以外，似乎仍然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