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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文范：战后初期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想运动（下）
July 22, 2008 – 13:41 本文点击量：324 pv
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2008年2月27日，八十二岁高龄的威廉.巴克利 (William F. Buckley Jr.)趴在自己的书桌上仙逝。他是现代美国保守主义的创建者。1980年，当里根赢得总统大选、使保守主义达到峰巅之时，著名的保守派评论家George Will这样写道：“在里根之前，有Barry Goldwater；在Barry Goldwater之前，有《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在《国家评论》之前，有威廉.巴克利。”《华尔街日报》在他死后的第二天发表的社论中指出：“没有威廉.巴克利，现代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可能就不会发生。”他所掀起的运动，把里根和两位布什推进了白宫，建立了保守主义对美国政治的主导。
许多人把现代美国保守主义的思想基础归于三个人：哈耶克、弗里德曼、威廉.巴克利。其实，把巴克利在学术和哈耶克、弗里德曼这两位诺奖经济学家、思想家并列，实在有些勉强。很难说他的哪部著作有前两位的深度。即使在他死后自由派和保守派媒体发表的一系列纪念文章中，也很难发现谁能说出巴克利的“吾道一以贯之”的思想。不过，他对现代美国保守主义的影响，却超过了前面两位。这首先要归功于他创建并主持四十余年的保守主义思想杂志《国家评论》、还有他主持的电视节目“火线”(Fire Line)、他的辛迪加专栏“右翼”(On the Right)。（编者：此段评论摘自：薛涌：文人创造历史――威廉.巴克利与现代美国保守主义）
战后初期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想运动（下）
钟文范
《美国研究》 1996年第1期
５０年代中期以后，上述这两个主要的保守思想派别构成了一个颇有生气的保守主义思想运动。这个运动在进入６０年代以前，基本上是分裂的、与保守的政治 运动是脱节的。〔５１〕此外，这两个思想派别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自由意志论者更强调经济的理由和个人自由来反对国家，而新保守主义者则更多 地关心他们所认为的道德和宗教的问题，以及”极权主义国家”所产生的后果。 一般而言，新保守主义者不太关心经济问题、特别是他们所认为抽象的、教条主义的经济学。他们主要是社会的和文化的批判者，在他们看来，保守主义意味着 传统价值体系的恢复，而不是保护物质利益。几乎所有主要的新保守主义者都竭 力与”１９世纪的自由主义”区别开来。最典型的就是维利克，他声言，他的保 守主义与利己的、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无关。〔５２〕柯克也强调他那种传 统主义并不为物质主义的企业家或”曼彻斯特学派的经济学理论教条”辩护。〔５３〕因此，有的国外学者又把这时的”新保守主义”称为”社会的”或 “道德的”保守主义，而把另一派别称为”经济的”保守主义。俄国学者索格林 (В.В.Согрин)认为，在美国保守主义史上的第四个阶段（１９３０－１９９０） ，各个保守的修正派中，社会保守主义或新保守主义日益起着领导作用。〔５４〕
在社会成份方面，两个派别也略有不同，新保守主义运动主要与美国的高校有着 密切的联系。实际上它的每个主要代言人都在高校中任过职。而古典自由主义的 复兴颇大程度上与新闻界有关，这个运动许多有影响的人物（如上述）都是新闻 工作者。此外，美国有的学者指出，２０世纪以来，美国的保守主义者都是宗教 的信仰者。５５〕不过，新保守主义一派的领导人大多属于罗马天主教、 盎格鲁天主教，或对新教基督教的批判者。如冯•屈内尔特-勒丁、莫尔纳 (Thomas Molnar)、威尔逊(Francis Wilson)、威廉森(Frederick Wilhelmson)、 小巴克利等都是天主教徒。新保守主义的”天主教特征”使得这个运动不能不成 为对”官方的”、世俗的自由主义美国的一个重大挑战。
尽管有上述差异，然而，某些共同的思想纽带却把这两个保守的思想派别联结了起来。虽然两派的关注点各有所侧重，然其”返回过去”（回到传统的经验和价 值体系）的取向则一。小巴克利在其所编的《２０世纪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想》 (American Conservative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70)一 书中所选取的内容观点，最足以代表２０世纪美国保守主义的社会思潮，也反映了本文所论述的战后初期知识界两个主要的保守思想流派的主要共同的理论观点。
第一，反对“极权主义”和“集体主义”，主张限制政府的权力和政治权力分散 ，以维护传统的民主制度和个人自由。 自由意志论者哈耶克认为，一切“集体主义”生来就是“极权主义”的；“集体主 义”是对个人自由的威胁。小巴克利猛烈抨击“集体主义”的政治思想和社会 思想。诺克则斥责扩张权力的国家，乃至完全否定国家的要求。
新保守主义者冯•屈内尔特-勒丁批判现代民主政治时，把“极权主义”说成是 “植根于民主的（民粹主义的、多数主义的、平等主义的）原则”，乃至把极权 主义描述成一个“民主运动”。弗格林则认为极权主义”是进步文明的毁灭形态 “。
第二，反对政府干预私人企业，维护自由经济制度和私有财产权。
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导致专制”；“对经济的管制”必然造成“对自由的压抑”。因此，他主张以个人主义或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之路”代替 “通往奴役制之路”–计划经济。冯•米泽斯热衷于”纯正的自由放任主义” ，反对一切的政府干预。他认为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是“现代世界上极大而又 普遍的罪恶”。国家主义(etalism)——“政府对经济控制的趋势”——导致经 济的民族主义和战争。他反复强调中央集权下的经济计划与自由的保护是水火不 相容的。正形成的芝加哥学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奈特则极力为哈耶克的自由放任主 义辩护。
新保守主义者柯克认为，私有财产与自由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经济上的拉平并不是经济上的进步。李普曼也极力维护传统的经济个人主义。
第三，维护西方世界的道德、宗教和价值观的旧传统。
面临着西方文明的衰落，两个主要的保守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都力图恢复所谓西 方世界的”伟大传统”。如上所述，新保守主义思想家维利克认为保守主义应建 基于基督教精神和西方人的传统思想谱系之上。他把保守主义简要地界定为”原 罪说在政治上的世俗化”。柯克认为，神的意旨支配着社会和道德心。政治问题 实质上是宗教和道德问题。弗格林认为，西方传统价值观的核心是上帝。战争的 威胁，社会问题的日益增多，人的道德心的堕落–这一切皆是传统价值观不再 为大众接受的结果。因此，他力主让精神来主宰现实生活，恢复传统的价值观， 以维护西方文明。李普曼认为自然道德是在一个完美的社会中受西方文明传统制约的正确 行为的准则。
自由意志论的思想家也主张维护西方文明的旧传统。哈耶克重申了西方基督教文 明的信念，视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为精神支柱。小巴克利猛烈抨击了当时支配着学 术界的反宗教传统的态度。
总而言之，战后初期两个主要的保守思想派别，不仅强调传统的精神和社会的“健全秩序”，而且要求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个人自由。因为在当代保守的思想家看来，这时的威胁不是来自自由主义者的过分的个人自由，而是来自过度的国家权力，后者直接威胁着个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个人自由。所以这时保守主义思想的内涵，较之以往已作了重大的改变〔５６〕，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期的美国保守主义不同，那时的保守主义似乎肢解了１９世纪的自由主义学说，把经 济自由主义绝对化，并使之服从自己的利益，却砍掉了政治自由主义。〔５７〕从此，在美国，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取向，有互换现象 ，经济自由主义变成了保守的信条，而那些被称为自由派的已不是那些主张绝对 经济自由的人，而是那些主张社会改良及国家调节经济和社会关系的人。
战后初期美国的保守意识形态与７０、８０年代的保守思想也有些差异。其重大 区别在于产生了像”neo-conservatism”这样的思想流派（它的意识形态被共和 党用作武器），其在名称上与战后初期的”new conservatism”相类似及相呼应 ，但也有由改变了的历史现实所决定的区别。两者都重视道德和宗教传统，维护 等级、地位、传统的社会差别或价值准则，但是”neo-conservatism”不像 “new conservatism”那样是企业活动”绝对自由”的保卫者而完全厌恶国家的 干预，当时美国经济的恶化也迫使它的信徒谈论起国家干预的”范围”来了。其 对国家调节经济的问题往往持骑墙的态度，即在试图大大限制国家干预的规模的 同时，又承认这种干预的不可避免性和可能性。
尽管美国现代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在其嬗变的各阶段上不断”刷新”，力图适应已改变了的历史现实，因而显出其阶段性的差异，然而，战后初期的保守意识形态也同其他阶段的保守思潮一样，都有一个不变的共同走向，即：其所主张的是一个保证私有财产权的、少数精英统治的等级社会，这本质上是一种倒退的意识形 态。然而，我们在指出其落后的保守甚至反动性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在客观上所 产生的一定的积极意义。它对现代自由主义的民主观和平等观提出了种种怀疑， 因而反衬出现代自由主义思潮理论上的缺陷。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一个多世纪以 来，在西方世界的政治领域兴起了行为主义，这是以实证主义研究社会科学在该 领域的反映。新保守主义者弗格林看到了这一运动的缺陷，他与施特劳斯等首先 发起了一场抵制实证主义的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抵制运动是成功的。〔５８〕
注释：
〔1〕不可忽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以往的古典 自由主义思想是建立在人类具有自我完善能力的进步假设之上的，而这时的”古 典自由主义”则假定人是不可能自我完善的。
〔2〕Lawrence K. Frank, “The Rising Stock of Dr. Hayek,” Saturday Review 28 (May 12, 1945), p.5.
〔3〕Henry Hazlitt, “An Economist’s View of ‘Planning’,”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Sep. 24, 1944, p.1.
〔4〕John Davenport, “Deview of Hayek’s book,” Fortune, 30 (Nov. 1944), pp.218-221.
〔5〕George H. 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76), p.10.
〔6〕Ludwing von Mises, Omnipotent Govern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4), p.55.
〔7〕Ludwing von Mises, Bureau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4), p.iii.
〔8〕Seymour E. Harris, “Capitalist Manifesto”, Saturday Review, 32 (Sep. 24, 1949), p.31; John Kenneth Galbraith, “In Defense of Laissez-Fair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Oct.30, 1949, p.45.
〔9〕Friedrich A. Hayek,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48), p.6.
〔10〕Nash,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p.30.
〔11〕如通用汽车副总裁D. Brown、耶鲁大学教授F.R. Fairchild、《纽 约时报》的Henry Hazlitt、哥伦比亚大学教授L.Wolman和舆论调研公司负责人 C.Robinson等。
〔12〕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p.25.
〔13〕美国的与会者有：Karl Brandt, John Davenport, Aaron Director, Milton Friedman, Harry Gideonse, Frank Graham, F.A. Harper, Henry Hazlitt, Frank H. Knight, Fritz Machlup, L.B.Miller, Ludwing von Mises, Felix Morley, Leonard Read, George Stigler和V.O.Watts。欧洲的与 会者有：Hayek, Bertrand de Jouvenel, John Jewkes, Michael Polanyi, Karl Popper, Lionel Robbins和Wilhelm Ropke.
〔14〕没有参加该协会第一次会议而以后与会的，美国人有：William Henry Chamberlin, Max Eastman, Hans Kohn, Walter Lippman和Henry Wriston，欧 洲人有：Luigi Einaudi, Salvador de madariage, Jacques Rueff和G.M. Young.
〔15〕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ant, pp.27-28.
〔16〕该组织的宗旨是：”唤起美国一切教派的牧师遏制非宗教的中央集权下 统制经济的倾向”。
〔17〕新保守主义者有：Russell Kirk, R.Weaver, Donald Davidson, Erik van Kuehnelt-Leddihn。自由意志论者有：John Chamberlain, F.Chodorov, Wilhelm Ropke。还有转向保守的前激进派，如Max Eastman和Frank Meyer等。 （详见〔５〕前引书，p.148.)
〔18〕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p.153.
〔19〕题目为：”The Confederate South, 1865-1910: a Study in the Surrival of a Mind and Culture”，后于１９６８年发表。
〔20〕G.Core and M.E.Bradford, The Sourthern Tradition in Bay: A History of Postbellum Thought (New Rochelle, New York, 1968), p.391.
〔21〕F.S. Meyer, “Richard M. Weaver: An Appreciation,” Modern Age, 14 (Summer-Fall, 1970), p.243.
〔22〕Richard M.Weaver, Ideas Have Consequence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48), pp.1、2-3、3、4、35.
〔23〕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pp.43-44.
〔24〕参见:M.Smith, And Madly Teach (Chicago, 1949)和T he Diminished Mind (Chicago, 1954); Arther Bestor,Educational Wastelands (Urbana, Ill., 1953)和The Restoration of Learing (New York, 1955); G.K. Chalmers, The Republic and the Person (Chicago, 1952).
〔25〕Eliseo Vivas, The Moral Life and the Ethical Lif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0), p.ix.
〔26〕１９３８年在哈佛大学教授Ｗ.Ｙ.艾略特的帮助下逃往美国，在路易 斯安那大学执教。
〔27〕Eric Voegelin, 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2), pp.126、132.
〔28〕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3), p.5.
〔29〕详见〔５〕前引书，pp.58-59页。
〔30〕W.F.Buckley, Jr., God and Man at Yale: The Superstitions of “Academic Freedo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1), p.xii.
〔31〕John Hallowell, Main Currents in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50), p.655.
〔32〕”Religion and the Intellectuals: Editorial Statement,” Partism Review, 17 (Feb.1950), p.103.
〔33〕R.M.Weaver, “Up from Liberalism,” Modern Age, 3 (Winter 1958-1959), p.29.
〔34〕Gertrude Himmelfarb, “The Prophers of the New Conservatism,” Commentary, 9 (Jan. 1950), p.78.
〔35〕Weaver, “Up from Liberalism,” p.29.
〔36〕参见:Leo Stra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Other Studies (Glencoe, Ill., 1959), Chap.3.
〔37〕J.Hallowell, The Moral Foundation of Democrac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4), p.128.
〔38〕参见:John Wild, Plato’s Modern Enemies and the Natural Law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3)和J.Hallowell, “Plato and His Critics,” Journal of Politics, 27 (May 1965), pp.273- 289.
〔39〕W.Lippmann, Essays in the Public Philosophy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55), pp.69、79、123.
〔40〕J. Lukacs,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68), p.321.
〔41〕Nash,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p.64.
〔42〕Erik von Kuehnett-Leddihn, Liberty or Equality: The Challenge of Our Time (Caldwell, Idoho, 1952), pp.21、247.
〔43〕P.Vierect, “But-I’m a Conservative!”Atlantic Monthly, 165 (Apr. 1940), p.539.
〔44〕Perter Vierect, Conservatism Revisited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49), pp.6,28,30.
〔45〕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pp.67-68.
〔46〕Russell Kirk, The 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e to Santayan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7-8.
〔47〕Nash, The Conservative Movement, p.75.
〔48〕Henry Regnery, “A Conservative Publisher in Liberal World,” The Alternatives, 5 (Oct.1971), p.16.转引自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p.75.
〔49〕该刊的编辑部包括这样一些知名的传统主义者：B.I.Bell, R.Hoffman, E.Vivas, R.Weaver, F.Wilhelmson和F.Wilson。”编辑部顾问”中有两名经济 学家：Wilhelm Ropke和David MeCord Wright.
〔50〕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p.83.
〔51〕直到１９６０年９月，１００名年轻的保守主义者（大多数系共和党人 ）在伯克利领导下成立”争取自由的美国青年”(Young American for Freedom)，并由埃文斯起草《沙伦宣言》(Sharon Statement)，提出了１ ２条保守主义信条，保守知识分子运动才开始以组织和行动介入保守的政党政治运动。 详见James C. Roberts, The Conservative Decade (Westport, Conn., 1980, pp.25-35.)。
〔52〕P.Viereck, Shame and Golory of the Intellectuals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53), p.248.
〔53〕Russell Kirk, A Program for Conservative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4), p.23.
〔54〕〔俄〕Ｂ.Ｂ.索格林：”美国保守主义发展的各阶段”，刊于原苏 联《近代现代史》杂志１９９１年第５期。
〔55〕Allen Guttman, The Conservative Tradition in Ame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78.
〔56〕美国政治学家加里•威尔斯指出，传统上，保守主义注重”秩序”，而 自由主义强调”自由”。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主义者要求一个强大的中央 政府，而保守主义则要求政治上及经济上的个人自由。见W.F.Buckley, Jr.ed., American Conservative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Y. The Bobbs Merrill Co., 1970), p.8.
〔57〕众所周知，２０世纪以前的自由主义是多层次的。例如，信奉财产、市 场、私人资本主义积累绝对自由的经济自由主义就其社会后果而言，历来就不同 于政治自由主义，因为被列为后者主要价值观的是言论、出版、集会自由，政治 多元化，市民社会，法治国家。
〔58〕详见岳麟章主编：《当代西方政治思潮》，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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