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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文范：战后初期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想运动（中）
July 22, 2008 – 13:30 本文点击量：310 pv
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1899年出生于德国，犹太人。1938年施特劳斯被迫流亡到美国，担任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
战后初期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想运动（中）
钟文范
《美国研究》 1996年第1期
古典自由主义者或自由意志论者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浩劫中得出教训，把国家视为“通向奴役制之路”的标石。与此同时，战后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另一主要分支“新保守主义”或“传统主义者”也开始分析这次大战的教训，试图重建受到战争威胁、破坏的西方文明。
这一思想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乃是韦弗(Richard M. Weaver)。３０年代时，这位芝加哥大学英语教授曾摇摆于社会主义与平均地权论之间。大战爆发后，他通过研究美国南方史转到了右派的立场。在１９４３年完成的有关这一课题的博士论文〔１９〕中，韦弗认为，南北战争前美国南方作为一种文明在许多方面都优于北方。南方的传统有四个明显的特征：封建的伦理和社会组织，骑士制度的习俗，绅士观念，以及特有的、非理性的、古老的宗教信仰。这种文明被 “现代的”北方打败了，然而“旧南方”在精神上并未消失。他还认为，“旧南方”曾经是“西方世界中最后的非物质主义的文明”。〔２０〕
１９４８年初，韦弗发表其重要著作《思想带来后果》(Ideas Have Consequence)。美国有的学者认为，此书是“当代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根源和起源”。〔２１〕该书的主题是：“西方世界的衰落”是有害思想胜利的结果。韦弗认为，西方文明作为一种文化的堕落可以追溯到１４世纪末理性的衰退，当时西方人作出了“罪恶的决定”：由于英国哲学家奥卡姆(Williamof Occam)所阐明的唯名论的诱使，他们放弃了对先验论价值准则的信仰。“在中世纪的重大争论中，逻辑唯实论(logical realism)〔被唯名论〕击败，这是西方文明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韦弗认为，这次思想革命的“后果” 是非常明显的、灾难性的。他声言“对一切超验的东西的否定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对真理的否定”。在悲叹西方世界颓废的历史前景之后，韦弗认为，当代西方文明必须建立在“差别和等级制度”之上；它正面临着平等主义的蔓延和对大众崇拜的威胁。〔２２〕
该书在知识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反映出战后年代现代自由主义与逐渐叫做“新保守主义”之间的正在扩大的知识界的分裂。然而，韦弗并非这些年代现代自由派思想的唯一反对者。与此同时，一些传统主义的知识分子，如赫克舍(Augest Hecksker)、查默斯(Gordon Keith Chalmers，凯尼恩学院院长)、哈洛韦尔(JohnHallowell)等著书撰文，严斥与他们认为跟现代自由主义相关的相对主义、语义哲学、非道德主义和实证主义。他们认为这些理论严重损害了美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例如，赫克舍特别为战前学院的学生对道德不在乎的状况而感到困窘。他认为，政治学家使政治与道德分离，使科学的假设与“价值评判”(valuejudgments)脱节，把学生引入了歧途。因此，他呼吁：“我们的社会必须恢复某些道德内容。”他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重申源自柏拉图的“伟大传统”。〔２３〕
当代自由主义的错误思想怎么会变得如此普遍？战后头十年，许多“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都把这归咎于杜威(John Dewey)所推崇的“进步教育”思想对美国教育制度的广泛渗透。
５０年代这个社会批判的少数派最早的例子之一就是贝尔(Bernard Iddings Bell)发表的《教育危机》 (Crisisin Education, 1949)一书。该书的主题是：蔑视普通人，反对“幼稚的、粗俗的文化”，关注具有西方文明的道德和宗教传统的教育。他提倡“使道德哲学再成为教育考虑的主要问题”。他反对杜威的教育思想，反复强调必须在学校进行宗教教育。他远远背弃了他那个时代的“进步教育”的精神，厌恶平等主义、非宗教的教育和政府的控制。
１９４５年以后，其他对杜威的保守批判家中最著名的是贝斯特(Arthur Bestor)、史密斯(Mortimer Smith)和查默斯 (Gordon Keith Chalmers)。〔２４〕到５０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个传统主义者批判杜威的浪潮。对杜威最得力的批判者之一乃是当时俄亥俄州立大学哲学家维瓦斯(EliseoVivas)（曾是自然主义哲学运动一位年轻的头面人物）。他深受大战浩劫的影响，渐渐背弃了他原来所信奉的自然主义，到１９５０年，他已成为一位“价值论的唯实论者”(axiologicalrealist)。是年，他著书立论，严斥自然主义哲学、包括杜威的自然主义哲学。〔２５〕
决心要拯救西方世界旧传统的保守知识分子不仅找出和指责当代西方世界的种种弊端，还探究旧传统是怎样被摧毁的，以及西方精神何以发生危机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们企图从思想史的角度来探索西方文明衰落的渊源。如上所述，韦弗曾试图把“可怕的衰退”说成是起源于１４世纪的奥卡姆主义（Ockhamism）。在４０年代末和５０年代初，知识界的其他传统主义者也作出了类似的努力。１９５２年，一位逃避法西斯纳粹迫害的德国流亡者、知名的政治学家弗格林 (Eric Voegelin)〔２６〕发表了战后右翼知识分子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新政治学》(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该书的主题是：“现代性的本质都是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的产物。”他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诺斯替主义是在基督教早期的数世纪中威胁着基督教的一个古代异端派别。“被认为受到诺斯替主义活动分子的存在主义的支配所体现的极权主义，是进步文明的毁灭形态。”〔２７〕在弗格林看来，西方极权主义的出现，是西方世界发生精神危机的结果。这种精神危机就是“诺斯替主义”，而诺斯替异端教条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基督教以前。
另一位德国的流亡学者施特劳斯(LeoStrauss)认为，１６、１７世纪的社会动荡似乎也是西方世界衰落的关键。他于１９３８年逃离德国来到美国。从１９４９年起，他在芝加哥大学任政治学教授几达２０年之久。他在《自然法和历史》(NaturalRightandHistory,1953)一书中，怀疑人的理性，强调传统的重要性。他认为，理性是软弱无力的。支配着国家的是意志，不是理性，而意志则是非理性的。人越相信理性，就愈走向虚无主义。他还认为，“当代抛弃了天赋权利〔即自然法〕导致了虚无主义。”最后，他告诫人们要注意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怀疑论所产生的后果。他认为，传统应在政治生活中起主要作用。〔２８〕他的思想对战后美国传统主义的复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战后年代保守的史学编纂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所有保守的历史分析都排斥了乐观主义的历史观；所有都一致认为，极权主义是现代自由主义的继承者或自由派失败的产物；所有都强调两个关键的转折点，即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所有都同意，１９世纪（所谓自由主义的世纪）萌始着２０世纪的愚蠢行为。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保守的史学思想团体认为历史主要是知识（思想）的历史。几乎所有对西方世界衰落的论述，都不太注意“物质的”或“社会的”力量，而把思想说成是决定性的因素。思想曾产生了后果，“邪恶的思想”就会产生“邪恶的行为”。现代邪恶的东西产生的根源乃是思想的错误。注重思想力量这一点不仅渗透了战后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甚至影响着当时美国右派的各分支。
面临西方文明的衰落，新保守主义者企图恢复他们的所谓“伟大传统”。战后头十年间，旧传统复兴的一个最普遍的现象就是对基督教传统信仰的复兴。在一般公众中，“回到宗教去”(returntoreligion)的迹象比比皆是。１９４０－１９５５年，美国信教的人数比例从略少于５０％上升到６０％。〔２９〕
知识界保守人士也主张传统基督教的复兴。１９５１年，小巴克利写道：“我自己相信基督教与无神论的决斗是世界上最重大的事件。”〔３０〕哈洛韦尔在１９５０年也认为：“基督教教义是我们了解上帝的本质及上帝对人的旨意最完美的启示。”〔３１〕《党人评论》(Partian Review)编辑部曾对这种现象感到非常惊奇：“我们的时代特别是这十年间最重要的一种趋势就是知识界重新转向宗教……”〔３２〕为此，该刊还专门举办一次扩大范围的专题讨论：“宗教与知识分子”。
然而，哈洛韦尔和小巴克利等新保守主义者所辩护的基督教并非社会福音的或自由主义新教的基督教，而是基于对新保守主义所说的二战“邪恶的教训”、“原罪” 的教训的那种基督教。韦弗认为，没有一种概念能比“原罪说”“更深刻地洞察人这个谜”。〔３３〕对新保守主义者来说，“原罪说”的社会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它可以抑制希默尔法布(GertrudeHimmelfarb)所说的“放肆的、受到大众传播工具左右的群氓”；〔３４〕用韦弗的话来说，它可以“极大地约束民主”。〔３５〕
Ｇ.Ｈ.纳什指出，新保守主义标记的基督教往往是一种具有明显的天主教乃至中世纪特色的基督教。
与此同时，“伟大传统”的另一方面即古代的或古典的政治哲学也在复兴。战后初期，古典政治哲学最博学的创导者之一乃是施特劳斯。他以渊博的知识介绍古人的思想，对５０年代的知识界贡献颇大。他指出，古典政治哲学寻求真理，并不害怕“价值评判”；现代政治哲学不确认普遍真理的存在，而且完全渗透了像实证论和历史环循论这样有害的思想。〔３６〕他对正在兴起的“新保守主义”运动所起的作用特别显著。
对５０年代许多著作家来说，古典政治哲学首先是指自然法(naturallaw)。哈洛韦尔在《民主的道德基础》 (TheMoralFoundationofDemocracy)一书中，详述了自然法的信条；并指出，自然法或道德法(morallaw)是民主的“道德基础”，没有它民主就不能存在。〔３７〕
在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初，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曾受到一些人的猛烈抨击，他被说成是极权主义之父。波珀(KarlPopper)在《开放社会与其敌人》 (TheOperSocietyandItsEnemies)一书中的攻击尤甚。然而，５０年代初，古典哲学的辩护者起而反驳，引起了学术界的震动。以哈佛大学的哈洛韦尔和怀尔德(JohnWild)为首的辩护者争辩说，柏拉图是一位民主主义者，而非极权主义者；是自然法的民主主义者，而非相对论者。〔３８〕１９５５年，李普曼也在《大众哲学论集》(EssaysinthePublicPhilosophy)一书中呼吁使自然法复兴。他指出，“我们的制度”必须通过自然法－－“大众哲学”的复兴来加强，否则西方社会就不复存在。〔３９〕
传统主义者在复兴正统的基督教和古典政治哲学的同时，还著书撰文批判当代的民主政治，把极权主义说成是植根于民主原则。１９４５年，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 (AlexisdeTocqueville)的《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的新版面世，在美国引起广泛的评论和对作者本人的兴趣。尼斯比特(RobertNisbet)、李普曼、柯克(Russell Kirk)、冯-屈内尔特-勒丁(Erikvon Kuehnelt-Leddihn)等人在战后频繁地引证了托克维尔该书对民主政治和“群氓”的批判。一位历史学家曾如此评述该书对美国的影响：“……托克维尔或许第一次给〔美国人〕提供了一个批判民主政治的、当代值得尊敬的思想家的范例”。〔４０〕
１９５２年，另一本批判民主政治的重要著作《要么自由，要么平等》(Liberty or Equality: The Challenge of Our Time) 在美国面世，作者是奥地利政治学家冯-屈内尔特-勒丁。此人于３０年代中期流亡美国，在乔治敦大学执教。战后再返回奥地利，但仍保持着与美国的广泛联系。Ｇ. Ｈ. 纳什认为，“他是欧洲大陆保守主义传统与战后十年美国保守主义之间联系的桥梁。”“他是一位对１９４５年以后保守主义的复兴作出多方面的、世界性贡献的人物之一。”〔４１〕
《要么自由，要么平等》一书反民主的锋芒非常明显。作者认为，“自由和平等本质上是矛盾的。”他甚至认为，“当代极权主义……植根于民主的（民粹主义的、多数主义的、平等主义的）而非自由主义—自然意志论的原则。”此外，他还力图从新教的宗教改革中去探究纳粹主义的思想渊源。〔４２〕冯-屈内尔特－勒丁强调思想派别的谱系、从宗教改革时代寻找“罪恶的根源”，并把极权主义说成为一个“民主运动”，从而“启迪”了他在美国知识界的右翼同行。他引证了罕见的欧洲大陆的资料，从而加强了奥尔特加－加塞特(Gasset)对韦弗，以及德-迈斯特(deMaistre)、莫拉斯 (Via Charles Maurras)和埃利奥特(Thomas S. Eliot)对美国著作评论家的影响。
对“新保守主义”最后进行明确的界定并系统阐明其信条的工作是由两位著名的学者维利克(Peter Viereck)和柯克去完成的。维利克早于１９４０年就撰文〔４３〕极力为一种“道德的、改良主义的保守主义”进行辩护，而这种保守主义是以“法律和行为的绝对准则的必要性和至高地位”为基础的。该文在美国率先使用了“新保守主义”一词。对韦弗来说，它反映出一种企图：把他的“道德的”保守主义价值观与他所厌恶的“老卫士的”、“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 “麦金莱式的”共和主义区别开来。
诗人和历史学家维利克在１９４９年又发表其重要著作：《再受重视的保守主义：对反叛的反叛》(Conservatism Revisited: The Revolt against Revolt)。该书阐述了这些年代保守主义者所关心的问题。它斥责“从下面而来的野蛮的侵害”；声言“我们不需要‘普通人的世纪’”，“它只会产生更普通的、无个性的、不负责任的和无家可归的群氓”。该书呼吁尊重法律；批判卢梭信徒对“蒙昧人”(natural man) 的“崇拜”；相信“原罪”说；摈弃“进步教育”。
在进行社会批判的同时，维利克在该书中还系统地阐明其保守主义的概念。他指出，这种保守主义不是放任主义的资本主义，而是一种充满“尊重个人尊严的人本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或斯大林主义的集体主义不相容的保守主义。它首先应建基于基督教的精神和西方人四个思想传统谱系之上。这四个思想传统谱系就是：严格的道德戒律和犹太教的社会正义观；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及对古希腊人思想的不受约束的探究；罗马帝国的宇宙神教及帝国法律的崇高地位；以及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托马斯主义和中世纪的反唯名论。维利克概要地把保守主义界定为“原罪说在政治上的世俗化”。〔４４〕
Ｇ. Ｈ. 纳什认为，维利克这部著作比战后初期其他任何一部书都更能促使新保守主义者成为知识界中具有自觉意识的力量。该书的书名大胆地使用了“保守主义” 这个词，这是战后第一部这样的书。正如他的同时代的人所指出的，维利克使“保守主义”这一词得以流行起来，并给予这个开始形成的运动贴上了“保守主义”的标记。〔４５〕
１９５３年，另一位年轻的历史学者柯克发表了另一部重要著作：《保守主义的头脑》(The 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e to Santayana)，极大地促进了保守的知识运动。柯克在此书中为保守主义大声疾呼，阐明了保守主义精髓所包含的六个信条： (1)相信神的旨意支配着社会和道德心……政治问题实质上是宗教和道德问题；(2)追求传统的生活多样性和神秘性，认为这种生活不同于最激进的制度的狭隘一致性及平等主义、功利主义的目标；(3)确认文明社会要有阶层和阶级……社会渴望领导；(4)认为私有财产与自由是不可分割的，经济的拉平并不是经济上的进步；(5)主张人要抑制自己的意愿和欲望；(6)认为变化与改革不是完全相同的。〔４６〕
美国学者一般认为，柯克是战后美国主要的伯克信徒。柯克在该书中极力推崇伯克，认为他是“真正的保守主义学派的奠基人”。他认为伯克所开始而迄今仍有活力的传统，在美国传给了亚当斯家族、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布朗森 (Orestes A. Brownson)、巴比特(Irvine Babbitt)和莫尔(Paul Elmer More)。他详述了美国的保守主义历史，力图恢复美国保守主义传统。美国有的学者指出，柯克这部巨著是战后年代保守派对左派许多批判的一个综合。它严斥了左派的每一种“万应药方”和一切可能想到的 “过失”。在柯克看来，人的至善，对传统的蔑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拉平－－这些都是１７８９年以来对社会秩序最明显的攻击。自由主义、集体主义、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原子核心式的个人主义、拉平的人道主义、实用主义、社会主义……所有这些都是柯克攻击的靶子。美国学者认为，柯克这部书是对１５０年以来知识界右派思想的总结，它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思想，而且包含着近两个世纪以来保守派这个集团突出人物的思想。
这部书对战后初期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意义，正如Ｇ. Ｈ. 纳什所指出的，如果维利克的《再受重视的保守主义》一书已给战后保守主义的冲击力贴上了一个“保守主义”的标记的话，那么《保守主义的头脑》一书则“对一个自我意识的、镇定自若的保守运动起到了决定性的催化作用”。〔４７〕用雷格内利的话来说，柯克已使一个“无定形的、分散的、对自由主义的反对派”有了“共同的思想”。〔４８〕
1957年，柯克为了联合保守主义思想运动分散的力量，并加强其在知识界中的影响，创办了《现代保守评论》(Modern Age: Conservative Review)季刊。该刊主要面向传统主义或新保守主义〔４９〕，它立即成为知识界保守主义者的主要论坛。
随着柯克的登场，复兴的美国右派的新保守主义思想流派达到了鼎盛。到５０年代中期，新保守主义已成为一支公认的文化力量。用菲伦的话来说，它已成为“今天有生气的知识分子运动”。〔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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