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浏览路径〉首页/垄断与竞争/ 薛兆丰/薛兆丰：五花八门的进入障碍（连载14） |
薛兆丰：五花八门的进入障碍（连载14）
July 15, 2008 – 21:20 本文点击量：206 pv欧盟对酒瓶的大小（不是酒瓶本身）有管制，酒瓶容量必须标准化，据说是为了防止酒商“以少充多”欺骗顾客。这个理由太荒谬，不值得反驳，我只想说它与香港要求卖大闸蟹的商人拆除水草的做法不分伯仲。问题是：谁在作祟？
五花八门的进入障碍
薛兆丰
2007年7月30日《经济观察报》“解释反垄断”专栏系列（之十四）
开场白中解释过，反垄断罪名可粗略地划为“包罗性行为”和“排他性行为”两种。前者指为了减少竞争者之间的竞争而采取的行动，包括独自做大、兼并做大和勾结共谋等，均为本期专栏以前的内容；后者指为了排斥外部竞争者的竞争而采取的行动，包括进入障碍、掠夺性定价、捆绑销售和拒绝交易等，为本期开始讨论的内容。再往后，我们要涉足知识产权和反垄断寻租等话题，那将是系列的第三部分。
阿尔钦说过：“卖家只与卖家竞争，买家只与买家竞争，而卖家和买家之间不会竞争。”这句话似浅实深。它不仅道出了价格的真谛和竞争的本质，还隐含了一个重要论断，即卖家和买家之间讨价还价行为，无论结果如何，还是以双赢告终，所以并不属于竞争。日常有大量“经济学无知”的言论，都是由于分不清“竞争”与“讨价还价”的差别而产生的。
就“卖家只与卖家竞争”而言，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设置进入障碍（barrier to entry），即设法提高竞争对手的供应成本，以阻吓对方进入市场。其常用的手法，从“明目张胆”到“拐弯抹角”，有着无数的变种。据我所知，凡是本可拆除、而实际并未拆除的进入障碍，都是有政府在背后撑腰的；而凡是被视为故意设置、但背后并没有政府支持的进入障碍，则都是天然存在的交易费用使然，相关企业被反垄断法兴师问罪，实属冤枉。
第一种，专卖与专营，是最明目张胆的进入障碍，全由政府亲手操办，别人绝不能染指。航空、铁路、电信、邮政、石油，往往如是。记得很多年前，沙头角中英街的居民，偷偷把香港的电话线拉过街，向内地游客提供廉价国际长途服务，又有人在深圳兜售电话卡，让人可从内地打电话到香港再转国际。做这两门生意的人，后来均被扭送公安机关，罪名是扰乱国家电信秩序。这是中国电信公然依靠国家暴力来设置进入障碍了。
第二种，间接一点，是政府发牌的行业，教育、地产、医疗、药物和出租车等。其中最能博取公众支持的，是政府对行医资格的发牌管制。弗里德曼（M. Friedman）教授在其名著《资本主义与自由》中，解释了这种表面上借助政府来确保服务质量的管制，是如何成为潜在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进入障碍、从而导致了高额医疗成本的。我的版面老邻居周其仁教授，也在上期的《行医资格的国家管制》中分析了这个问题的中国版。
第三种，再隐蔽一点，有时甚至是有实无名的，是从国家到省市乃至城镇的各种地方产业保护政策，如中国限制外国保险公司在华开张业务，上海拒绝外地企业参与药品供应投标，江西下发扶持省产轿车文件，永州排斥青岛啤酒等。
第四种，最隐蔽，是利用政府管制来打击对手。美国一些大超市，支持最低工资法，说得好听是什么人权福利，其实是因为其雇员工资本来就较高、最低工作法因此影响不了它们、却会提高许多小商场的经营成本、对后者形成进入障碍的缘故。延杜（B. Yandle）还分析过一个有趣的现象：私酿酒贩和主张禁酒的宗教团体，两个目标看似背道而驰的组织，竟联合起来向政府施压，要求严格执行“礼拜日禁止售酒”的法律。这是为什么？延杜发现：因为私酿酒贩的生意恰恰集中在星期天！
欧盟对酒瓶的大小（不是酒瓶本身）有管制，酒瓶容量必须标准化，据说是为了防止酒商“以少充多”欺骗顾客。这个理由太荒谬，不值得反驳，我只想说它与香港要求卖大闸蟹的商人拆除水草的做法不分伯仲。问题是：谁在作祟？朋友汪颖的解释最精彩：假如不得不买一大瓶酒，那么顾客会倾向于买知名品牌。即是说，禁止使用小酒瓶，会限制顾客少量尝试不知名品种的机会，从而对小酒商形成了进入障碍。
上述进入障碍，从明到暗，全有政府撑腰。反垄断法管得着吗？管不着。政府插手经济，为利益集团推行厚此薄彼的管制政策，有其独特的形成机制，可谓势不可挡。反垄断法只不过是一个部门法，无论法律地位还是执法力度，都堪称微不足道。国内不少学者期待通过反垄断法来抵制行政垄断，而我从不抱希望，原因就在这里。不仅如此，更糟糕的是，反垄断法不仅对行政垄断无能为力，还会对本来是自然产生的进入障碍，作有害的干预。
我们姑且顺势数下来，把“规模经济”算作第五种进入障碍，“专利”是第六种，“高额资金成本”是第七种。根据最近且最高级法院的判例，后面这三种企业状态，目前在美国也被视为进入障碍，受反垄断法的约束。例如，在1990年一宗涉及保险公司的反垄断案中，法院认为“进入障碍包括高额资金成本、或诸如专利等法律上的必要条件”；在1997年涉及柯达公司的案子中，法院认为“柯达长年的高比例市场份额和规模经济，构成了对新生厂商的高度的进入障碍”；在2004年涉及摇滚音乐会的案子中，法院认为“‘清晰频道’公司的规模经济，使得别人进入摇滚音乐会市场变得困难，因为该公司本身拥有摇滚乐电台。”
这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在任何一个自由竞争的领域，企业要形成“规模经济”、要取得“专利”、或要产生“高额资金成本（即大笔集资）”，本来正是值得鼓励的事情，是对广大消费者有利的事情，是缺乏竞争或企业家精神就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它们怎么又成了反垄断法要打击的目标了？
细读法官判词，就不难发现，这还是许多人，包括法官、律师和官员，仍然未能掌握竞争的本质，而总是有意无意把“行业的企业数目”与“行业的竞争程度”画上等号的缘故。归根结蒂，他们要保护的，不是竞争的本身；他们要追求的，不是竞争形成的结果；他们想方设法要营造的，只不过是一个看上去好像充满竞争的场面。不难想见，根据他们的逻辑，姚明长得高，也会被说成是其他人成为职业篮球队员的进入障碍。
相关阅读：
本文地址为：http://chinaeconomist.org/archives/189.html 欢迎向您的朋友推荐此文。
1 Trackback(s)